梁冬：
大家好，我是梁冬。在今年的早一些时候，我去了一趟印度，在印度的这次体会对我的影响特别大，我发现印度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不如中国，但是印度的老人比中国的老人过得有尊严，他的脸上的神态、智慧的样子，在街边的一个老人，你都愿意跟他交谈，而我们在中国的很多老人只能到公园里面逛来逛去，去锻炼身体，我不是说锻炼身体不好，我是说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差异？智慧这种东西似乎在当今的中国不会被人们立即敏感地捕捉到，原因是什么？
很大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断层，我们现在中国的老年人，包括再年轻一点的这拨人，他们的文化某种程度上是被摧残的，比如“五四”以后到建国以后的文革，其实一直对我们所依赖的文化有一种强大的摧毁的作用，这种作用体现在人的脸上就是智慧荡然无存。我在印度碰见一个老先生，他完全不认识我，但是他几句话以后就立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很诧异，你说他是神秘主义吗？
不是，就是你有一定的哲学智慧，再加上看得人足够多，你就知道长成这样的人、说话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回来以后我非常的感慨，我们的文化其实是断了根的，互联网能不能改变这一切呢？也许可以，也许不行。
所以加上那个时候在百度上也有一系列的问题，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李彦宏说，我说我的人生理想不是做一个每天上班打工、做一个好的高管，那个事情我已经体验过了，但是总体并不适合我，我的使命应该是一个好的文化传播者，他说每个人真的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去付出。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工作交接完，在7月18号离开了公司。
然后我就在海外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，是想把中国的文化变成后现代化的语言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中医，现在很多人在批判它，是用泰勒的方式在批判它，但是这种可测量的、科工具化、可标准化的语言方式，是否适合一个前工业时期的文明？比如中医的文明呢？可能不适合。但是中医文明有可能适合后工业时期的文明，就是信息化和生物化的系统。事实上当我在搜索引擎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公司的体系更像一个生命体，你对它的管理更多的不是用泰勒的方法去思考，而是用德鲁克的方法去思考。
所以，也许对我们曾经被过去100年被大家抛弃的所谓中国的传播文化，它是否能在未来的100年变成一个显学？变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东西？是否有这种可能呢？我做了一些尝试，我发现在一些先进的领域，越是有成就的人，他们对这个越是认同。比如我最近在接触一些比较杰出的企业领袖，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风格？什么样的文化？以及这个公司的使命和对人们的价值在哪里？它不仅仅是利润、保持利润的增长，而是这群人作为一个组织，我们除了挣钱、分红，创造利润，能够有现金收入以外，我们能给别人带来什么？
就像我第一次到杜老师的办公室，看到墙上有一句话，“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？你能为别人贡献什么？”我们在为别人做贡献的时候，第一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，你被别人尊重，我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。第二它可以让我们保持学习和成长。比如有一年我在家里看电视我主持的节目，我突然非常讨厌电视里的那个我，尽管观众觉得比较好，我想为了迎合那么多的需求，可是你却偏离了你自己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如何达成一个共识？
我做一个总结，所以我认为一个商人也好、一个社会从业者也好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找到一份自己的事业，这份事业既能带来价值，又能让自己成长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式。
